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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2016-05-05 10:22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中便有先进的女性,缪伯英就是这样一位女姓,她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缪伯英 1899年10月21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的书香门第。父亲缪云曾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参加创办过好几所中小学校和女子职业学校。缪伯英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099月,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初小,之后,考入学校本部。19197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不久,缪伯英毅然中断了在女高师的学习,去北大参加工读互助活动。

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缪伯英每期必读,并在北大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逐渐摈弃了对工读互助主义的幻想。1920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李骏等19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他们常聚在“亢慕书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自己动手,由德文翻译油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一些章节,热情地讨论着共产主义理想和十月革命的现实。为了唤起更多的人觉醒,她受李大钊委托,把马列书籍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她还冒险为去苏俄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成为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2010月,李大钊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她参加了10月间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1月,诞生不久的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内部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了小组。为了充实北京党组织的力量,李大钊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入党。当时,缪伯英是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第一个女党员。

缪伯英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曾有同学担心地对她说:到北京来读书,原是为了毕业之后回到家乡,能有事做,能建立一个幸福小家庭。你怎么这么喜欢搞政治呢?缪伯英回答她们:千百年来女子被束缚于家庭,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可言。我们应该担当起进行变革的责任啊!1920 12月15她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家庭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趋势,以及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吁,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罢工运动相继兴起。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兄弟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32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这次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她与几个同志秘密地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缪伯英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赞誉缪伯英对革命负责,沉着勇敢,善于联系群众,工作非常出色,赞扬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51月,缪伯英、何孟雄来到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第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校长。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缪伯英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缪伯英大力开展妇女运动,一时间在长沙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是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束缚,光着脚板或穿着露脚趾的草鞋,泼辣地走在大街上。“女子赤足游行”成了哄动长沙的大新闻。最为壮观的是19256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几十年后,李维汉回忆缪伯英,称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军阀赵恒惕坐卧不安,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老右派组成“西山会议派”进行分裂活动的形势下,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61月在广州举行,缪伯英以湖南代表身份出席大会,同国民党“左”派一齐同国民党老右派进行坚决斗争。为了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19263月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出面发起“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湖南纪念大会”,缪伯英在大会上发表题为《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讲者发挥尽致,听者为之动容。”

19263月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正当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时,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慰劳队、红十字救护队和女子宣传队,赴前线慰问,救护北伐军伤兵,发动群众响应国民革命。1926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缪伯英和何孟雄夫妇由党派到武汉工作,住在武昌东湖。缪伯英的公开身份是湖北省立第二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实际上是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

由于大革命的失败,缪伯英、何孟雄夫妇按照党的指示,一起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她担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与丈夫曾化名刘元和、廖慕群等。她在华夏中学谋得了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师。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很险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跟随她的族侄缪卫云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在缪伯英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缪卫云不久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3月,缪伯英生下女儿何小英,由于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的环境中,经常彻夜不眠的工作,加上生活清贫,缪伯英身体越来越坏,不幸患了伤寒病。临终前,她拉着丈夫何孟雄的手说: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善待两个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以继我志!192910月,缪伯英病逝于上海,年仅30岁。她去世后,4岁的何重九由缪卫云送回长沙;1岁的何小英由党组织安排给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带养。翌年4月,重九返回上海。此后,何重九、何小英就由缪卫云的儿媳黄淑芝带养。

缪伯英不会想到,一年后,她的丈夫何孟雄也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与父亲一起坐牢的两个孩子后来也失散在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她毕生追求革命真理,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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