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动乱之中。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彷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