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8日，由嘉兴大学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嘉兴大学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承办的“回顾与前瞻：中共革命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笔谈与学术座谈会成功举办。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共革命之间的深刻联系，在对既往研究成果作出阶段性回顾和评析的基础上，就如何继续推动、深化和创新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及其理论、方法和体系建设，作出具有前瞻性的研判和建议。来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族语文翻译中心（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湖北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五邑大学、榆林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嘉兴大学师生共50多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会。

 

大会现场

本次座谈会共有开幕式、新书首发仪式和研讨会三个环节。

在开幕式上，嘉兴大学副校长、教授陈荣达首先致辞，他诚挚欢迎各位专家学者与会，指出嘉兴大学自觉承担起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政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依托教育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浙江省红色文化研究与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深入开展中共创建史研究、红船精神研究等。陈荣达副校长表示，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历史，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共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次会议就是要继续加强对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的研究，深入探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共革命之间的深刻联系，不断推动列宁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取得新成绩。最后，陈荣达副校长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陈荣达副校长致辞

随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研究员沈传宝发表致辞。沈传宝主编首先对嘉兴大学更名成功表示衷心地祝贺。他指出，在党的一大召开地、红船精神起航地，召开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相关的学术会议，共话中国革命和列宁的关系，既是向列宁和毛泽东两位伟大领袖致敬，也是缅怀他们的光辉思想及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次会议极具纪念价值和学术价值。对于此次会议的举办，一是以2021年建党百年掀起的党史热潮为契机，继续拓展党史研究；二是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等研究领域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进行集中探讨；三是正值2024年列宁诞辰100周年之际，就当前列宁主义传播、马列主义传播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和成果开展深入探讨和研究，十分必要。最后，沈传宝主编对各位专家学者与会表示诚挚感谢，并对嘉兴大学积极承办本次会议表示由衷感谢。

沈传宝主编致辞

由嘉兴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红船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吕延勤主持，在各位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见证下，隆重举行了由康文龙、吕延勤、彭冰冰等主编的《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彙编（1917—1949）》（以下简称《汇编》）首发仪式。

吕延勤研究员主持新书首发仪式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总编廖生训在新书揭幕式的致辞中指出，本次发布的《汇编》，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之一，是以吕延勤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文献搜集、整理与研（1917—1949）”的中期成果，是我国第一部关于1917至1949年间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资料集成。在发言中，廖生训副总编回顾了本书的编辑过程，对以吕延勤、康文龙、彭冰冰等三位教授为主的项目团队表示感谢，并表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愿意发挥自身文献搜集、编辑、整理方面的优势，以“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为助力，持续推进革命文献的整理和出版。

廖生训副总编致辞

新书揭幕

本次研讨会共设四场。第一场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东、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林建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金海做主旨发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研究员沈传宝主持，与谈人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戴隆斌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惠斌。

沈传宝主编主持

王东教授发表了题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并指导中国革命的首要理论源头——列宁主义六大理论创新”的主旨发言。他强调：一方面，这是疫情过后我国列宁研究的一场学术盛会；另一方面，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嘉兴大学联合完成的《汇编》，是学术届的一件盛事。对于“如何评价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如何科学准确地评价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即毛泽东思想形成重要的基础作用是什么”两大问题，王东教授指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大新阶段，六大创新点”。一大新阶段意指，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列宁主义的六大创新点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指导，这是列宁现代新型政党观的继承发展；第二，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首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纲领，这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继承发展；第三，毛泽东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延安两论的哲学创新，这是列宁建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继承发展；第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指引中国走出中西关系的百年迷局，高举起反帝大旗，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时代观的继承发展；第五，毛泽东首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论和人民民主专政论，这是列宁国家与革命和国家观的继承发展；第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社会主义改造论，这是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和政治遗嘱的继承发展。上述六个观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而列宁主义的六大理论创新是形成毛泽东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六大理论基石。

王东教授报告

林建华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特殊指导作用”。林教授指出，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历史性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双向奔赴的壮美旅程和壮阔景观。这种双向奔赴的缘由，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担负的为人类求解放的历史使命，与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高度契合；其二，近代中国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国情相同或者近似；其三，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对中国采取了不同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平等的对华政策；其四，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各种主义和思潮均在中国进行过尝试实验，但都未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其五，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具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其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武器使中国的面目发生了变化，是管用的真经。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来到中国，植根中国，并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现实可能性。其中，中国与俄国相同或相似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基础。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实际政策则使马克思主义经由俄国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最后，他强调：“今天，我们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建华教授报告

杨金海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深远意义”。杨教授如数家珍地梳理了不同时期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从建党到1927年这个时期出版的《左派抑制病》《民族革命论》《二月革命》，对推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出版的《帝国主义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抗战时期，马列著作的翻译进入新阶段，而其中，列宁著作占比较大。比如，《列宁选集（六卷）》《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建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相继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一版）》《列宁文选（两卷）》《列宁选集》《列宁全集（第二版）》《列宁全集附译》。很大程度上，列宁著作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既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代伟人，更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我们党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

杨金海教授报告

在与谈环节中，李惠斌教授和戴隆斌研究员对三场报告的学术观点均给予了高度肯定。就列宁的贡献来说，李惠斌教授指出，列宁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革命，还对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列宁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不仅改变了当时中国僵化的思想状况，更大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戴隆斌研究员认为，“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什么能够在中国传播得如此深远？”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李惠斌教授与谈

戴隆斌研究员与谈

第二场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戴隆斌、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鹏辉、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曾银慧做主旨发言，《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赵鹏主持，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徐方平和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红娟为与谈人。

赵鹏副编审主持

戴隆斌研究员主旨发言的题目是“列宁有关中国的论述及其意义”。他认为，列宁有关中国的论述对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开放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列宁有关中国的重要论述包括：第一，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的国家，在于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侵占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资源，残害中国的百姓。第三，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具有世界意义。第四，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具有进步作用，同时又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第五，孙中山领导革命之所以失败，除自身局限性之外，缺少无产阶级这根支柱是根本原因所在。第六，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国情和特点选择自己的道路。

戴隆斌研究员报告

张鹏辉讲师报告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接受史研究之省思”。他表示，列宁主义中国传播史研究的创新，可以沿着传播史的路径，从接受史的维度展开探讨。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接受史？首先，从传播史的研究范式来看，接受史研究是对传播史研究，特别是对传播效果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对于推动传播史研究实现学术突围、走出研究困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次，从跨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来看，不论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融合，还是本土文化主体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与认识，都存在一个特别突出的接受问题。最后，从历史史实来看，中国共产党对列宁主义的接受构成了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重要脉络。在此基础之上，具体可以从研究方法、史料运用和研究领域三个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接受史着手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对接受的标准进行界定，即“何为‘接受’”的问题。而这可能需要引入诸如心态史或心灵史等其他学科的分析视角。

张鹏辉讲师报告

曾银慧副教授主旨发言的题目是“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研究综述”。她指出，目前，专门举行列宁主义传播史的研讨会，本次会议在国内是首创。因此，这极有可能是列宁主义传播史研究步入显性研究的一个分水岭。从现状来看，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是一门非常热烈的显学而言，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研究还处于隐形研究阶段。当前研究现状中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早期传播的主体研究主要聚焦在中共早期党史人物传播列宁主义，比如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而主体研究当中的是语可以更宽泛；二是虽然渠道研究近几年比较火热，相应的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现，但这仍是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三是载体研究主要以期刊为主，对此仍需进行深度挖掘。而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则面临着“报刊研究多，著作研究少”“个案研究多，整体研究少”“史料汇编多，学理阐释特别是学理的深度研究少”等问题。

可喜的是，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研究呈现出两大新进展：第一，新闻传播史、社会学等跨学科、交叉学科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第二，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如借助AI模型等方式开展研究。但同时要强调的是，传统的经典文本解读，依然是根本，是魂。在这点上，不能本末倒置。

曾银慧副教授报告

在与谈环节中，徐方平教授高度评价了三位专家的发言，并做了高度概括的再梳理。他指出，戴隆斌的发言内容突出了本次会议的重点。特别是“各国要基于本国的国情，选择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张鹏辉的发言主题的维度比较新颖。曾银慧从主体研究、渠道研究、载体研究、早期列宁主义传播的新进展进行报告，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徐方平教授与谈

陈红娟教授认为，戴隆斌的发言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的观点，引发了一些思考。列宁的一些观点和马恩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有些观点存在差异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播，更强调它的一致性，也就是它的继承性和发展性。这就引发出一个问题“马克思和列宁主义中国观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哪里？”对于马克思的中国观和列宁的中国观，其革命对后面执行的影响这点上，如果进一步去挖掘，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启发性的东西出来？

张鹏辉提出的列宁主义接受史研究很重要。不过，接受的中介不是心灵史，而是阅读史。为什么要接受它？首先要看到它，要阅读它。在这个过程中，阅读史就需要运用笔记、日记、档案等等，而最后能留下笔记和日记的必然是知识精英。因此，作为学者，研究目光需要向下。除研究精英之外，还要研究民众。但是，普通民众识字率很低，如何能留下日记和笔记，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些研究困境。

曾银慧给与会专家学者做了非常详实的文献梳理，使与会人员了解到目前列宁主义传播在中国的现状。曾银慧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引入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和CiteSpace等数统分析工具的分析，而CiteSpace的分析只能使用中国知网现在下载论文的pdf格式的文件，无法包括专著，从而自动的把一些专著给过滤掉了。

陈红娟教授与谈

第三场由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徐方平、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魏法谱、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李爱军、嘉兴大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教授康文龙四位专家做主旨发言，由嘉兴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教授彭冰冰主持，清华大学教授杨金海和北京大学教授林绪武为与谈人。

彭冰冰处长主持

徐方平教授发言的主题是“不应被忽略的传播者：中国早期列宁主义翻译者群体研究（1917—1927）”。围绕“近十年马列主义早期传播文献整理和研究的主要成果”“近十年早期传播著作翻译者研究状况”“需要加强对早期传播著作翻译者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三个方面，他重点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以2018年5月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机，马列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以下简称“早期传播”）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焦点和重点。第二，就较大或超大型丛书的编著为例，以文献搜集为主、兼具研究性质的主要成果就有近20种。第三，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之前，中国译介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后译介列宁、斯大林著作的情况逐渐增多。第四，研究早期传播翻译者比较多的是陈望道、陈溥贤、李汉俊、瞿秋白、恽代英、高一涵等，但约20人处于研究的“盲区”，如吕一鸣（闪大俭）、郑次川、墨耕（李默耕、李梅羹）等。而值得肯定的是，有的没有开垦的“盲区”，如今已有学者在作出努力。

徐方平教授报告

魏法谱副教授以“列宁纪念对列宁主义早期传播贡献的历史考察”为题做主旨发言。他概括指出，列宁纪念的主要形式包括召开纪念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举行公开演讲。以召开纪念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例。1924年，广东党、团组织当天在高师大礼堂举行列宁纪念大会，到会者1200多人；1924年2月24日，国民党在第一公园举行公开追悼列宁纪念大会；1926年，列宁纪念大会在广东大学如期举行，参加纪念大会的团体有500多个，10余万人；黄埔军校在校内举行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1924年，《中国青年》发行“列宁特号”；1925年，《向导》第99期即为“列宁逝世一周纪念特刊”、《新青年》编辑出版“列宁号”、《中国青年》第63、64期为“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周特刊”；1926年，广东团组织编辑列宁纪念册3种、《工人之路特号》第208期即为“纪念李列特号”、《香港学生》第9期发行“纪念李卜克内西列宁卢森堡特刊”、广东各界纪念李列筹备会出版《李列纪念特刊》。发起列宁纪念活动旨在：呈现列宁的生平和事业、诠释列宁的精神品格、肯定列宁的历史地位、肯定列宁主义的重要地位、传播列宁主义相关理论、强调学习列宁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总体而言，通过列宁纪念，在发挥革命动员作用，推动各界群众投入到大革命洪流中的同时，也肯定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宣传了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推动了列宁主义在广东和全国的传播。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魏法谱副教授报告

李爱军助理教授的发言主题为“浅谈列宁主义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列宁主义实现的。换句话说，列宁主义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介。这其中涉及两个层次的重要问题。第一个层次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名称的变化。而且，这两个层次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分化的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一个抽象的、模糊的理想趋向，在抽象的、模糊的理想主义的感召之下，信奉各种主义，比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吉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实验主义。第二个阶段是要不要一个共同的主义。第三个阶段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主义。党的指导思想则经历了建党前一个未分化的马克思主义、1921年建党到1949年，分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复合的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而复合的马克思主义，不单单包括了列宁主义，还包括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

李爱军助理教授报告

康文龙教授以“列宁主义传播史料收集整理过程中的困难与困惑”为题做主旨发言。他认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文献包括：列宁撰写的书籍、文章、书信和列宁的演说中译本；斯大林、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诠释列宁主义图书、文章的中译本；海外学者传播列宁主义的图书中译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领袖和理论家宣传列宁主义的图书、文章；国内学者传播列宁主义的图书、文章；此外还有通讯报道、书籍广告等。列宁主义传播史料收集整理过程中的主要困难在于：一方面，传播文献多且散，不易收集。本研究相关文献散见于报刊、文本、档案馆、博物馆与私人档案中，将其收集完整，非常困难。何况民国时期的报刊、图书，由于年代久远，容易破碎，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大多数图书馆不提供查阅和复制服务。

另一方面，中央及各地档案馆还深藏少量的资料没有公开以及中央档案馆还有部分档案没有公开。共产国际档案属于个人部分，需要家属提出申请才可查阅，这部分暂未公开。另外，地方档案馆因收藏、编目等多方面的原因，也有部分档案未能公开。

困惑主要有三：1.斯大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著作与列宁主义关系及其评价问题；2.出版传播与阅读接受的关系问题，如地区进步知识分子发行的期刊杂志（发行量小）；散佚的文献价值评估问题；3.列宁主义知识积累与传播绩效评估问题。不同时期列宁主义的传播内容有重复的情况。不同时期相同文本有不同译本，甚至同一时期有不同的译本，似乎有知识不积累的问题；不同译本产生的影响评估困难；总体上，列宁主义传播的全面、广泛与个体接受的广度、深度的关系不容易辨析。

康文龙教授报告

在与谈环节中，杨金海教授认为四位报告人从专长领域出发对本次会议的主题进行了不同维度的解读。就他们报告的主题来说，既系统分析了当前的研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也通过大量的史料来阐明列宁纪念的主要形式和重要作用，还提出了在资料收集整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疑惑与困难。林绪武教授高度肯定了四位报告人的主旨发言内容。指出，通过多维度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研究更加深入。

杨金海教授与谈

林绪武教授与谈

第四场由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惠斌、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红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路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绪武四位专家做主旨发言，嘉兴大学红船精神研究中心教授康文龙主持，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和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曾银慧为与谈人。

康文龙教授主持

李惠斌教授主旨发言的题目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引入概念史方法”。他指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理论研究，或者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已经有不少文章使用了概念史方法。但是，概念史需要反映到思想史和社会进步当中与概念的关系上。比如，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消灭消费私有制这两个概念都体现了这一点。列宁主义研究如果能引用这样一种方法，将有助于梳理相关的历史文献，把握语言术语，进而有助于考证，如“谁使用，在哪使用，发生了什么变化”。

李惠斌教授报告

陈红娟教授主旨发言的题目是“文本与概念：列宁主义传播史研究的两个视角”。她强调，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代表性著作的文本传播，二是理论的传播，三是基本概念的传播。然而，其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答，如“哪些列宁主义的思想，是跨时空、超历史、超经验的一般性价值和规范性意义，并且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趋势和规律上的一个基本原理”“哪些为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解决革命、建设、改革问题，提供了直接性、可见性的资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实现对列宁主义理论的吸收、提炼、运用、转化”“文本和同时代的其他文本之间有没有交流对话”“列宁逝世后，如何正确的解读列宁的理论”。作为概念史，要打破用同一个思想理念的整体性概念史的一个原有事业，注重不同群体对概念的差异化解读。也就是说，概念的分层次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推进。

陈红娟教授报告

路宽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从出版发行史的角度深化对列宁主义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他指出，出版发行史是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版发行史最早是作为书籍史的一部分。总体来说，书籍史主要研究书籍的生产、流通和阅读，但又不限于书籍本身，它除了探讨书籍本身的问题，还要回答社会文化观念和意识是如何借助书籍这个媒介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探讨书籍的整个传播过程。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与列宁主义的相关著述的出版发行、网络的大小和密度存在直接关系。至于如何从出版发行史的角度开展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受大环境的限制，比如国民政府的法律限制，出版发行者采取很多改头换面的包装；二是出版文化交通网络、出版发行以及出版发行的经费来源；三是印刷技术、出版技术、版式装帧、编辑活动、经营管理；四是书刊杂志销量，读者反响，再译再版，以及盗版的情况。

路宽研究员报告

林绪武教授发表了题为“加强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主旨发言。他表示，从一级学科来看，研究列宁主义传播史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以下学科：第一是哲学，第二是历史学，更多的是中国史学，第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第四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第五是新闻传播学，第六是文学。但仅用单一的学科开展研究，存在研究视野狭窄、研究思路闭塞等局限性。因此，需要加强列宁主义传播史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重点可在以下几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加强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史党建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特别是年轻学者。二是加强二级学科的多学科、跨学科的交流。三是既要开展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更要坚持传统，借船出海。四是不同学科之间要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

林绪武教授报告

在与谈环节中，王东教授认为，这场主旨发言独具特色和启发性。其特色在于，涉及到列宁主义传播史极具专业性、学术性的少数问题。李惠斌的发言受启发的地方在于，“马克思不同于恩格斯的用语，是否与法学或者黑格尔哲学存在联系，是否比恩格斯更带有思辨性”。陈红娟讲述的基本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尤其是在传播史当中，文本和概念像一个椭圆形两个交点似的。路宽从出版发行的角度来研究，有助于为今后研究开拓思路。林绪武提出的跨学科、多学科研究观点是正确的，同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曾银慧副教授高度评价四位报告人的发言，认为各位专家的发言既具有阐释性、启发性，也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提及，列宁主义传播史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该领域中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的引入都有待进一步去探索。

王东教授与谈

曾银慧副教授与谈

在综合讨论环节中，几位专家和学者充分肯定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此外，学者们还侧重强调了几个重要观点以及今后需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王东教授特别强调，列宁主义传播史有其特殊性。第一，它是知行合一的实践史中心。第二，它不是一般的思想传播概念演化，是两个结合的重大创新。这是列宁思想在中国传播史的重大特点。

杨金海教授表示，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科学社会主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从华语体系到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哲学思维方式、社会思想文化体系、大众文化体系、制度文化体系的发展和提升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传播史研究是个系统工程，涵盖了概念史、接受史、出版史等方方面面。更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须跟党的历史研究紧密联系起来，并保持方向一致。

林绪武教授用高端、专业、学术六个词来概括本次会议。与此同时，林教授提出了自己思考的两个问题：一是理论传播和学术传播是否可以区分；二是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的差异性；

戴隆斌研究员指出，实际上，列宁主义传播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共产国际等方面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理论性的传播和学术性的传播也难以区分。李惠斌教授认为，传播史研究、方法论研究及其学理性、概念史研究需要今后予以重视。

徐方平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飞跃与毛泽东思想以及二十大报告、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等可以从中观、微观视角展开讨论，但最终一定要与当下中国的命运和我国主流思想紧密联系起来。陈红娟教授指出，列宁主义传播史的研究空间广阔。

吕延勤教授首先对沈传宝主编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向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给予的支持表示诚挚感谢。同时，也向各位专家、学者表达了继续大力支持嘉兴大学，并关注嘉兴大学的发展，以及王东、杨金海两位教授能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带领该领域的年轻学者们把列宁主义研究和列宁主义与当代新思想的研究迈向崭新阶段的希望。

在综合讨论环节后，嘉兴大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旭练就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进行了简短的发言。

李旭练研究员发言

他指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少数民族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我国少数民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它表面使用的是汉语，但它使用的词以及方式与当地是结合起来的，必须得运用当地的语言方能进行准确解读。期间，李旭练研究员还为大家播放了一段民族语言的歌曲，让人印象深刻。

沈传宝主编做会议总结

最后，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副主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研究员沈传宝对会议进行总结。沈传宝主编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意义和价值，这突出体现在研讨主题的广泛性和深度、学术报告的学术性、创新性和启发性、点评的专业性上，基于充分热烈的思想碰撞，既打开了眼界，拓展了思维，更明确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工作方向。他强调：作为专注列宁主义研究的学人，要怀抱大学术的情怀，时代的情怀，站位要高。研究要从文本本身出发，切忌大而化之，模棱两可，混淆概念。沈传宝主编动情地论及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尤其是王东教授对列宁主义研究事业的执着和持续饱满的热情。他指出，今天发布的《汇编》以及其他有关列宁主义传播过程的著作是今后开展列宁主义传播以及中共早期革命史研究的宝藏。与此同时，他表示，如何用好用活这些珍贵的资料是我们，尤其是研究列宁主义广大学者的重大责任；如何深化研究，如何深化列宁主义传播史研究是我们，尤其是研究列宁主义广大学者的重大责任；而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最后，沈传宝主编再次对与会专家、学者对本次座谈会成功举办所提供的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大家对《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一如既往地给予关心和支持！

总结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