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来南湖开会的十多位一大代表中，最让后人们关注的，应该是毛泽东了。因为毛泽东无疑是位数不多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惜为理想而放弃一切，历尽千辛万苦，走到了胜利的彼岸，见证了新社会的诞生，并成为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

那么，毛泽东他到底在嘉兴南湖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

毛泽东对南湖，对这条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游船，应该是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预备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牢监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

毛泽东在离开南湖24年后，对浙江嘉兴南湖是记得很清楚的，而且，他对南湖的水应该印象很深，不然，他不会专门提醒，“是在水上开的！”

毛泽东的一生中，对水大概是非常有兴趣的。他最喜爱的运动就是游泳。“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他这次到了南湖，首先让他对南湖水产生深刻印象的，大约是王会悟带着他到烟雨楼上转了一圈后所产生的吧？因为，据王会悟回忆，那天到南湖后，“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也没有坐下吃茶，主要目的是为了观察下船停靠哪里比较合适。”

他们在观察湖面时看到了什么呢？是清清的湖水？是鲜红的荷花？是青青的菱蓬？

南湖会议结束以后，根据大多数人的回忆，代表们都回上海了。但王会悟曾在嘉兴张家弄(今勤俭路)鸳湖旅馆(现人民戏院处)订了两个房间的。有没有人留下来过夜呢？有人说是有人留下来的，而且这个留在嘉兴过夜的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湖南同学中有一个人叫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他于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国外出版了一本书叫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又名《毛泽东和我曾经是乞丐》）。书中就写了他与毛泽东在嘉兴南湖过夜的经历。他在这本《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专门列出一章《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写了他去上海办事的时候，正好毛泽东要去上海参加一大会议。这样，他们就一同坐船从长沙出发了。在描写了在船上的一些交谈以后，他们到汉口分手，又写到他到上海去找毛，某天晚上毛泽东从会场回来，告知他法租界的秘密警察的跟踪。接着他以详细的笔墨，描写了去嘉兴南湖的经过：

一天，毛泽东看上去比平时高兴些，他说，“我们想出一个新办法。一位代表的女友是浙江嘉兴人，她说我们可以扮作游客由上海去西湖，路经嘉兴时，就在嘉兴城外南湖的船上开会。为了躲避秘密警察，我们须加倍小心，我们得假装买火车票去杭州西湖。火车上有很多游客，我们到嘉兴时，走下车去，好像是在月台逛逛，然后混在人群中直至火车离开。即使秘密警察从上海就跟随我们，也不会想到这点的。况且，他们对上海市外的情形，也不大了解。你跟我一起去嘉兴吧，今后我们可以一同游西湖。我小时候就听说那里的风景很美。感谢上海的秘密警察，我终于能到西湖逛逛了。“很好”，我表示同意，“我们明天就去逛西湖。”

第二天早晨七点，毛泽东和我离开住所，到火车站买三等票去杭州。大约九点钟我们的火车进了站，一块巨大的白色牌上写着“嘉兴”两个大字。火车一停稳，我们就跳下去，混入月台上的人群中。过了一会儿，我们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车站，步入大路。其他的代表也已走下火车，他们互相见到时，彼此都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毛泽东和我沿街走去小心地提防着周围，但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们在一横街内找到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过夜。

房间内有一个床和一张小桌子。床很大，占地三分之二，剩下的空间只够走动的了。蚊帐很白净，因此我决定住下。在炎热的夏天，一个好蚊帐是留宿的重要条件。我们安顿下后，毛泽东便要到开会的地方去，他拉着我的胳膊说，“我们一起去逛南湖！”

“不，我在这里等你回来，然后我们一起去游西湖，”我回答说，“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不愿跟我逛南湖真是太不应该了，”毛泽东接着说，“我打算傍晚回来。我们要在船上吃饭，所以你别等我吃晚饭了。”

说完后，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走了。我写好几封信后，沿着南湖的岸边慢慢地踱着，眼望船只在湖上缓缓驶过。

在船上举行秘密会议真是个好主意，我猜着是哪只船上将诞生中国共产党。

吃完晚饭，仍不见毛泽东的人影，我便洗了个澡，凭窗向外眺望以消磨时间。尽管夜幕完全降临，但水面上渔火点点，煞是好看。我关掉房间的灯，上床睡去。毛泽东两、三个小时后回来，他打开蚊帐，问道，“萧先生，你睡了？”

“是的，”我回答：“我已经睡了。别打开蚊帐，这里的蚊子太恶了，可别让它们钻进来！今天的工作可称心？”

“是的，满意极了，”毛泽东回答：“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

我问道：“你们在会上作出了什么决定？你们准备采取怎样的行动？”

毛泽东平静地回答说，“我们决定必须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战斗到底。”

“你们将怎样组织起来？”我问。

“代表们都不是乌合之众，”毛泽东解释道，“其中一些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还能读日文或英文。我们决定应首先成立一个核心小组。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之后，我们将安排具体的宣传工作和特别的行动计划。第一步是使劳动阶级和青年学生信仰共产主义。第二步是我们一定要参加第三国际。”

“但是，”我说，“第三国际是俄国。你们为什么不组成第四国际呢？”

“那是什么？”毛泽东问道。

“第四国际，”我解释说，“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部分，它是马克思和普鲁东的理想的结合。它是自由的共产主义。你记得我说的双轮人力车吧？自由共产主义的人力车有两个轮子，它无需外力来支撑！如果你同意沿着这条路线组织你们的运动，我将贡献出我的一生！”

“一千年以后我们再谈论它吧，”毛泽东有点沉闷地说，他一边说一边打开蚊帐上了床，“我们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天一早起来去逛西湖。”这样说着，他就躺下了，可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展开了有关共产主义和自由、国家与个人等屡谈不厌的讨论，一直谈到快天亮。毛泽东睡觉很沉，从不愁睡不着，在那张大床上，我不觉得他就在身旁。

我醒来时，晴天碧朗，毛泽东仍沉睡未醒，于是我静静躺着。过了一会，他睁开眼，我说道，“润之，天大亮了，我们起来吧。”

“几点了？”他问道，“我能不能再睡会儿。”

我告诉他可以，然后轻手轻脚地起了床，半小时后他醒了，迅速起床，说，“几点了，我们是否误了火车？”

“没有，不用着急，”我告诉他，“还早。从这里每天有好几趟车去西湖。”

因为火车上人很多，我们又长谈了几个小时，但很是杂乱无章，没有深谈某个问题。我们多是在批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因为他太书生气了，外貌又相当像资产阶级。李大钊似乎更能赢得我们的拥护，但显然俄国人喜欢陈独秀，而他又是南湖会议的主要组织者。

下午我们到达杭州——浙江的省会，湖边的房舍，道路和公园构成一幅难以形容的美丽图画。我想起一句话：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感到那一点也不夸张。

毛泽东和我参观了许多著名的风景区，尽管水光山色美不胜收，可是我们却不能在这久留。

“我们明天必须马上走！”毛泽东说。

第二天我们乘火车返回上海，毛泽东不久回长沙去。我又呆了一周办理事情，然后返回北京。

这是萧瑜关于和毛泽东一起在嘉兴住了一晚的回忆。

第二天他们一起直接从嘉兴去了杭州。毛泽东与萧瑜在杭州游玩了一天。

毛泽东去杭州游玩的事，还有刘仁静可以证明。

刘仁静说：“参加‘一大’以后，我和高尚德二人去游西湖，在西湖碰到了毛主席。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雨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点头。”（见《一大前后》[二]第215页。）

刘仁静在杭州见到毛泽东，间接可以证明毛泽东确实在嘉兴住了一晚。否则，他何必从嘉兴当晚先回到上海，再从上海去杭州，再从杭州回上海，搭乘船舱回湖南。从路线上来说，也是比较可信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时间过去约40年后的一个秋天的夜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杭州考察，经过嘉兴南湖时，曾急令车，凝望南湖半小时之久。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里，有一组专门介绍中央领导人来南湖视察的照片，有一张就是介绍毛泽东来嘉兴的故事。

据说，毛泽东他乘的专列在路经嘉兴时，突然要求列车停了下来。他走出火车，对着南湖的方向凝望了足足半个小时，整个半小时，他一言不发，然后返回车内，继续他的行程。

（摘自吕建华著：《烟雨红船——关于红船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