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王会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作出过重大贡献，被誉为一大的幕后功臣。

原来，中共一大召开时，王会悟担当后勤保障的重任，确定一大会议地址、安排各地代表住宿、为大会担任警卫工作。当第六次会议出了变故、紧急休会后，又是她献计改址嘉兴南湖，精心策划在南湖游船上继续开会，并志愿充当警卫，保证了一大圆满闭幕。

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于桐乡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王彦臣为人耿直严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就读，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13岁那年，父亲突然辞世，这个冰冷的事实让王会悟痛不欲生，而家境一下限入窘境，于是，她含泪接替了父亲的工作，义不容辞地分担母亲的重担。由于自觉资历尚浅，16岁那年，她到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苦读一年，后再回乡教学，她把学校里接受的新思想新知识都传授给了学生，开设了国文、算术等课程，又极力宣传妇女解放的新观念，如反对童养媳、鼓励女孩剪辫放足等，这些都赢得了进步人士的拥护，学生增至上百人时，王会悟将私塾办成了桐乡第一所女子小学。然而，她的思想言行也遭到了一些守旧乡绅的反对，但这些却更增强了她对妇女解放的追求。于是1916年，她又考入湖州教会学校——湘郡女校，再次深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解放途径。通过陈独秀的关系，由上海学联介绍加入了中华女界联合会，被会长、黄兴夫人徐宗汉委以文秘之职。她先是住在徐宗汉处，后搬到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中居住。

1920年夏，留学日本的李达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组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活动方便，寄居在陈独秀家的亭子间，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并主编《共产党》月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筹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王会悟是第一批团员。她与李达都借住在陈独秀家里，平时经常帮李达誊抄文稿。两人由相识而相知、相爱，于1921年4月结为伉俪，婚后移居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克尔斯基到上海，秘密会见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达成一致意见：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征得北京的李大钊和广州的陈独秀的同意，向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去通知，请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建党大会。

一大召开在即，东道主上海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忙着大会筹备。王会悟为一大召开分担任务，领受了安排代表食宿、选择开会地点等事务。

　　王会悟在回忆为筹备中共“一大”时说：“党的‘一大’将要召开时，我爱人李达把为大会安排会址和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当时参加了上海女界联合会，担任《妇女声》的编辑，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等熟识。我想到博文女校已放暑假，有空教室，便找到黄绍兰校长，说要借教室开个‘学术讨论会’，她答应了。我买了苇席子，铺在楼下的教室里。毛泽东、何叔衡、陈潭秋、邓恩铭、王尽美等代表抵沪后，就住在博文女校。关于开会的会场，我想到李汉俊(一八九○至一九二七年，湖北潜江人，中共‘一大’代表)的哥哥李书城(一八八二至一九六五年)，他到外地避暑去了，房子空着，就去找李汉俊商量借用，他一口答应了。于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十号李书城家中召开了。”与会代表的住宿和会议地点，就是这样经过她的一番努力确定下来了。

　　1921年7月23日夜晚，上海法租界里一幢老式石库门小楼前，随着黄铜门环轻声叩响，那扇黑漆大门悄然打开，一位“女仆”模样的清秀女子探身而出。她就是为这次庄严聚会整日忙碌的王会悟，她颔首迎接一位位陆续而至的客人。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然而至7月30日晚举行会议时，一个穿灰色长衫的陌生男子从虚掩的后门闯入，滴溜溜转的眼睛朝屋里环视了一周后，谎称找错地方退出门外。高度警敏的王会悟立即报告了这一可疑情况。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一听就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道：“赶快中断会议，撤离！”事实证明，王会悟的这次报警十分及时，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国巡捕房的侦探。仅过十多分钟，全副武装的法国巡捕和士兵包围了房子。代表们则因为及时疏散，未受到任何损失。

　　上海已不能再开会了，到哪儿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意见不一。

　　在代表们着急的当口，王会悟想到家乡嘉兴的南湖，她说：“我的家乡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船要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员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容易隐蔽。”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也不错，他赞同妻子的提议：“南湖我也去过，虽属风景名胜，但毕竟是县里的小去处，官兵、密探一般不会去那里，比较安全。”董必武、何叔衡等代表都赞成王会悟的意见，一大转移会址就这样定了下来。王会悟随即受命了解上海到嘉兴的火车班次，又先行赶往嘉兴安排一切。她先到南湖边张家弄鸳湖旅馆包租了两间客房，作为落脚地方，又托旅馆账房代雇了一艘中型画舫式游船，船费四元五角，中午饭一桌酒菜三元，连小费共花八元。

安排完这些，王会悟便到车站迎接代表们的到来。不久，一行人在王会悟带领下，先乘摆渡船到湖心岛，登上南湖名胜烟雨楼，似在观赏风光实则观察周围环境，然后才登上了事先租定的画舫式游船。为安全保密起见，她特地让船既不靠岸，也不傍岛，就在水中来回漂荡。她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自己则坐在船头望风放哨，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当时，湖上曾出现了一条汽艇，机警的王会悟忙发暗号，船内立即响起一片麻将声。王会悟则乘拖梢船上湖心岛打听，得知是一富户人家的私人游艇游湖兜风，大家虚惊一场之后，会议又照常进行。按照事先确定的“以一日之长开完大会”要求，会议从上午十一点左右开始到傍晚结束，在南湖的红船上，最后完成了一大所有议程，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至此，王会悟所担负的有关中共一大会议议程的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同时，她本人事实上也成了中共一大的幕后功臣。

中共一大会议召开后，王会悟参与创办了《妇女声》半月刊，这是共产党最早的妇女刊物。1922年初，协助创办上海平民女校。7月，中共“二大”召开，王会悟继续担任大会警卫工作。

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邀，带王会悟及女儿去长沙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持教务。王会悟在该校所属补习学校教英文。两人与毛泽东杨开慧同住清水塘一个多月。1923年夏，李达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因陈独秀作风霸道，李达自动离开了党组织。但此后二十年，李达走南闯北，或任编辑，或作教师，并一度参加北伐，不顾环境险恶，始终保持爱国救国之志，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会悟始终与之并肩战斗。

1933年以后，李达全家迁去北平，王会悟在宗帽三条买一四合院。全家在院中过上了几年较安定的生活。但为期不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王会悟力促李达先去湖南家乡暂避，自带子女留守家中，又将李达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装箱埋入院中地下。但不久仍遭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殴打拘留。后经友人相助，于八月下旬，带子女逃出北平，经天津南下，从此开始了多年最艰苦的流亡生活。

1946年春，王会悟自重庆回故乡养病。1949年5月，乌镇解放，王会悟北上，在北京工作至离休。

1949年10月1日下午，李达和王会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此后，王会悟被安排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工作，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不得不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她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

王会悟虽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妇女解放作出过重大贡献，且时与名人交往，但她心怀坦荡，安于平淡，一生未任要职。